如今，垃圾焚烧发电已成为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一种新途径。数据显示，通过垃圾焚烧，垃圾体积可以减少90%以上，重量减少80%以上。在这些固体废物中，炉渣约占15%，飞灰约占5%，减量效果非常明显，确实是目前处理生活垃圾最适宜的方法之一。

政府还积极鼓励发展生活垃圾焚烧项目。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提出在2025年底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约80万吨，焚烧处理能力将占据约65%。在国家的支持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全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显著提升。

尽管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在垃圾减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飞灰的产生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挑战。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被明确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如果管理和处置不当，会导致次生环境污染和健康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存在非法处置飞灰的情况。有些地方将飞灰与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没有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填埋。有些地方储存飞灰时没有采取规范的防尘、防雨、防渗等措施。甚至在一些地方，飞灰以临时储存的名义被非法无序堆放。这些问题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研究发现，飞灰对环境和健康造成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富集的重金属、二恶英和可溶盐。虽然二恶英毒性很强，但在飞灰中含量很少，且水溶性非常低，相对较容易控制其迁移。重金属和可溶盐在飞灰中的含量较高，一旦遇水容易溶解释放，是环境风险控制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飞灰中也蕴含着诸多金属资源，如硅、钙、铝、镁等，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的生产原料。因此，科学处理飞灰不仅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城市建设管理的迫切需求，而且还具备一定的经济和资源潜力。

为了解决飞灰处置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于2020年8月发布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补短板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到2023年基本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同时，在建设垃圾焚烧设施时，必须明确飞灰处理方法。生态环境部还发布了国家环保标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环境管理。《十四五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再次强调，在规划和建设垃圾焚烧厂时，必须同时明确飞灰处理方法，并加强前端飞灰预处理协同处理设施，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飞灰处理行业得到了稳步发展。然而，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如何探索更低成本、更低污染、更高资源回收率的飞灰处理技术，以及更符合地区条件的应用方法。

目前，在我国，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主要采用稳定固化和填埋场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此外，瑞士还在填埋前提取飞灰中的金属，德国将燃烧飞灰储存于废弃的岩盐矿中，而日本则主要通过高温熔融和水泥窑共同处理飞灰，用于生产生态水泥或普通水泥。然而，由于熔融方式具有高能耗和高成本的特点，日本不再建立新的熔融飞灰处理设施。如果将飞灰用作建筑材料的原料，就需要进行繁琐的预处理，因此其设备投资成本和运营费用远远高于传统的固化填埋处理方式。

根据上述飞灰处理的现状，专家们建议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促进解决突出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注意加快解决当前环境风险的问题。

由于飞灰处理在技术、成本、场地等方面存在客观难度，以及一些地方缺乏对飞灰处理的了解和重视，导致垃圾焚烧厂与飞灰处理项目建设没有很好地协调。作为配套设施，飞灰填埋场和综合处置项目处于“先上车后补票”的尴尬处境，甚至成为城市管理的短板，导致飞灰长时间积压在垃圾焚烧厂，“强制停止”焚烧设施的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国家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强监督指导，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帮助各地解决飞灰处理问题。

其次，需要根据当地情况科学地确定飞灰处理方案。

许多地方都面临着飞灰处理的问题，但各省市的市场情况各异。因此，在选择飞灰处理项目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不要一刀切。比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可以优先考虑高投入和运营成本的飞灰综合利用技术，辅以安全填埋，实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和垃圾的减量。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采用安全填埋为主，辅以资源利用的处理方式，避免项目超过承受能力，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脱节。

最后，要利用专业力量对执法进行监督。

目前，由于飞灰处理技术存在不足，处理成本增加，可能会引发各种程度的非法倾倒、非法处理和非法利用飞灰等问题。因此，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该认真应对，切实加强对飞灰焚烧的管理和处置的监管。既要使运营商承担管理责任，做好飞灰的产生、储存、利用和处置的管理记录，又要加强对飞灰行业企业的监管和业务培训。还要组织行业专家参与指导，确保监管措施有效，保持对飞灰非法处置的高压态势。